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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节(2 / 3)

纸还是能做到的。

柳贺道:“摊贩们敢来找官府已是诚意十足了,他们若是想卖,只买十份八份也可卖得。”

士子们等了许久,书肆终于开门了,一拿到新鲜的报纸,士子们就迫不及待去看头版文章:“是山农先生与近溪先生的文章!”

颜钧与罗汝芳生平爱好讲学,罗汝芳任过官

,于实务上颇有见地,此次来寄信给《育言报》,除了支持书院讲学外,他于水利一道的经验也被《育言报》登载了。

针对柳贺所写的书院五大罪,颜钧与罗汝芳一一驳斥,柳贺用典,二人也用典,强调书院讲学的种种益处,其中最重要者,便是以讲学开启民智,民方能安。

此番《育言报》只登了颜、罗二人文章,柳贺如何辩驳,将在《育言报》第三期中登载。

事情因张居正决意废除书院而起,柳贺之文挑起了争端,进而颜钧、罗汝芳加入辩论——无论何人之观点更正确,对读书人们来说,这可是当朝文章大家难得的交锋。

柳贺是堂堂三元,仅科举一事,他便前追古人后无来者,而颜钧、罗汝芳等人在民间追随者众,便是朝中许多官员都是二人的信徒。

有这几人的影响力,这一期的《育言报》同样销售一空,上万份都未够卖,张元忭几人这下知晓柳贺为何要将这《育言报》的价钱定得极低了——若高了,寻常百姓读不起,报纸又何以能卖出万份?

上一期《育言报》的最大得利者当属那家贴了广告的鸭店,据说他们从江南进的鸭已不够卖,如今正拿北方鸭充南方鸭卖,被客人当场抓获。

对此鸭店掌柜振振有词:“人不分南北,鸭又何分南北?”

得亏这掌柜不知晓洪武朝时南北榜案的典故,否则南鸭北鸭还得重找人来核实。

但京城不少商人都从中嗅出了商机,纷纷找上《育言报》,要贴钱给报纸打广告,其中争抢最凶的要属书肆及卖文房四宝的店铺,毕竟书生是他们的最大客源。

办报的最大支出便是文章的版权费和印刷的费用,不过早在办报之初,柳贺就将文章价钱压低了,放在后世,他就是给作者降千字的罪魁祸首。

但没办法,印刷术虽然普及了,印刷成本仍是低不下去,单份报纸的价钱又太低,靠在京城卖的数万份、数十万份也挣不回本钱,还是要靠礼部贴。

天子相询

“元辅,今日的《育言报》你可读了?”张四维一至内阁便大力夸赞起柳贺,“他办这《育言报》后,于读书人中反响热烈,报上所言不仅于读书人有益,于普通百姓亦是益处无穷。”

颜钧、罗汝芳等人虽不为张居正所喜,但这几人在读书人中的影响力非常人可及,有他们在《育言报》上发文,报纸的影响力大增,几期一发,所售份数已超十万,十三布政司中都有读书人是《育言报》的忠实读者。

不管怎么说,这《育言报》一办,读书人所议的皆是朝廷允他们议的,朝廷若推了新政,报上也会阐明新政的意义,尤其是涉及民生之事,因信息不对称,常常产生官府知而百姓不知的反作用,导致士绅恶霸从中作乱。

张居正推广一条鞭法时,便有士绅刻意哄抬粮价,以低价骗取百姓手中粮食,待朝廷收购时,又以高价卖给朝廷。

“泽远真有大才。”张四维道,“我几位同窗好友都对他甚是推崇。”

发行两月后,《育言报》便渐渐走上了正轨,有那等旗帜鲜明反对朝廷的文章,柳贺也不会允许其登出,如今《育言报》由张元忭负责,张元忭为人老成谨慎,搭以热血上头的吴中行,两人配合,柳贺自不必为报纸的发展而忧心。

“天子也极是喜爱《育言报》,期期不落。”申时行道,“礼部出了《育言报》,户部、工部及通政司都纷纷说要办报。”

办报耗费虽巨,可《育言报》一经推出,京中官员都看到了其中所藏的丰厚利润。

几位阁臣原未将那广告费放在心上,然而某一日潘晟谈起,他们才知那小小一格究竟有多值钱。

加上《育言报》印量巨大,礼部便可和坊刻详谈,将价格打下来,随着《育言报》影响力扩散,收益自然一日胜过一日。

十文铜钱或许不算什么,卖上百份便是一两银子,《育言报》印量已经达到了数十万份,一旬一印就是数千两,一月下来,仅售一份报纸,进账便近万两。

在这之前,礼部可是只管花钱少有进账的。

当然,阁臣们倒不是惦记那三瓜两枣的银子,而是看中了报纸对于推广实务的作用,别的不提,仅在《育言报》上打过广告的酒楼商铺,生意便要比以往好许多,而《育言报》上有关提升作物产量、储存作物、推广新苗的介绍,眼下还没有实践能证明,可若是能证明了,朝廷便省去了推广之功。

试想一下,若清丈田亩策及一条鞭法推行时能有报纸辅助,推广起来必然不会那么费力。

……

创办《育言报》虽为柳贺主导,但他如今分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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