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一笑说:“看人?难道我是鬼吗!”司马光自己不纳妾,不留恋声色,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同僚但凡私幸营妓,都得搞“地下工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次,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就前去“捉奸”。同僚吓得六神无主,叮嘱歌妓越墙逃走。歌妓胆小,不肯跳墙,就匆匆忙忙地钻进和尚的床里。同僚见了司马光,终是害怕,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于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可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仁宗在位时。王安石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 只因为没有伟大的人与他共谋其事。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当政的短短四年之中, 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辞谢不就。因为仁宗无子,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后来英宗之子神宗即位,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拜为翰林。圣命一到,王安石立即拜受官职。但是七个月后才成行。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时国库空虚,祭天大典时皇帝竟想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节省一笔钱。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是因为朝臣不知道生财之道。 司马光反驳说:“你的所谓财政,就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道:“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固定的,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就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你就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来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好像也有理。司马光的一生就干了这两件事 ,一是编写《资治通鉴》,二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王安石痛恨司马光之余,也由衷地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小人!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的问题上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介甫无它,唯执拗耳”。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但他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司马光也无法对变法方桉作出有力辩驳。终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宋神宗说他无理取闹,他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出走洛阳,有人劝他弹劾王安石,可是我们的司马大人却一口回绝了:王没有任何私心,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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