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邹达良追问道。
“嗯……这里面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我尽量用大白话给您解释哈。
从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来看，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两个罪名的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自己的财产。
说的直白点，诈骗罪是以一定的欺诈手段对被害人进行洗脑，被害人受骗后自愿将财物交给骗子，即诈骗罪是被害人自愿将财物交给行为人占有、支配的犯罪；盗窃罪则是违反被害人意志，窃取财物的犯罪。
我个人认为，诈骗罪主要以欺骗的手段骗取财物，重点在骗上；盗窃罪通常以秘密手段窃取财物，重点在窃取上。
我给您打个比方，比如您在大街上遇到有人求助借用您手机打电话，您会怎么办？”方轶问道。
“打个电话花不了几个钱，用呗。”邹达良道。
“您会不会盯着他，会不会担心他把您手机拿走？”方轶追问道。
“嗯……肯定会。我又不认识他。”邹达良犹豫了下道。
“这就对啦，因为你们之间缺乏信任。
所以在正常的借用手机过程中，如果手机的出借方与借用方之间不存在信任关系，出借方出借手机后肯定会在一旁密切关注着手机的使用情况，以便及时收回手机。
如果借用人借着打电话之际，趁被害人不备，拿着手机偷偷溜走，离开现场，从而非法占有手机。那么借用人的行为就可能构成盗窃罪。
您儿子邹光的案情与上述情况不同。
邹光冒充帮助警察办案的工作人员，从而获得未成年人的信任，从未成年人手里骗得手机，然后又以种种理由使未成年人陷入错误认识，同意他带着手机离开现场，并在原地等待他回来返还手机。
从案件的整个过程来看，邹光获取被害人（未成年人）手机的主要方式是骗取而不是窃取，所以邹光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上的占有与日常占有的概念不太一样。比如，邹光在借得手机后，将手机带离现场，被害人如果不加阻止，则应当认为手机的占有、支配关系已发生变化，被害人实际已因受骗而对财物做出错误处分。
就您儿子的案子而言，被害人将手机交给您儿子邹光，只是手机的交付行为，您儿子邹光将手机带离现场，被害人未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拦，此时才发生财物的处分行为。
本案是因邹光的欺骗行为，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导致手机被拿走，从头到尾被害人都是在场的，被害人始终认为邹光会回来返还手机，所以本案更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您明白了吧！”方轶解释道。
“哦，虽然我不是太懂，但是我明白您说的大概意思，一个是骗人，一个是偷呗。就跟当年我们村里的李大屁股忽悠我们拿钱入股，投资办厂，然后卷钱跑路差不多吧。是这意思吧？”邹达良反问道。
“对，就是这意思。”方轶道。
“那……方律师，盗窃罪和诈骗罪那个罪更重？”邹达良最关心的是那个罪名对儿子邹光更有利。
“我这么给您解释吧，根据《刑法》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方轶道。
“要是这么说，这两个罪判的轻重都差不多。”邹达良眨巴眨巴眼，说道。
“可不是您说的那样，表面上看两个罪名的刑罚都是三个档次，而且相同，但是起刑点却不一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五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您儿子邹光的犯罪数额为九千多元，不足万元，咱们省里对这两个罪名的犯罪数额没有特殊规定，所以参照上述解释，您儿子的犯罪数额在两个罪名中应该属于‘数额较大’。
但是盗窃罪的起刑点比诈骗罪的起刑点要低，在同样金额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盗窃罪会判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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